龚炯马晓倩 | 关于中兴三星案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问题研究-观点

龚炯马晓倩 | 关于中兴三星案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问题研究

龚炯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

马晓倩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产业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

引言

智能手机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费通常由“费基”和“费率”共同决定。前者关系到以何种价格基础计算许可金额，后者则关系到蜂窝通信标准本身在该价格基础中应占多大比例。本报告将集中讨论第二个问题，并结合近期公布的重庆中兴三星案判决，讨论其5G标准行业累积许可费率的测算方法是否足够稳妥，相关结论是否应直接作为后续许可谈判或质证中的核心依据。

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否认5G SEP的技术价值，也不是否认自上而下法在SEP费率测算中的参考意义。相反，本文认为5G标准在网络容量、频谱效率、能耗效率和移动数据承载方面具有真实技术贡献。但问题在于：当一个经济学模型试图把“5G手机相较于4G手机的价格差异”解释为“5G标准对用户的价值贡献”时，必须十分小心。智能手机之间的价格差异不仅来自蜂窝通信技术，还来自品牌溢价、高端机占比、内存与存储容量、处理器、屏幕、摄像、地区市场、上市周期以及宏观供需冲击。若这些因素未被充分识别或控制，5G系数就可能包含大量非蜂窝通信因素，从而导致行业累积许可费率偏高。

OPPO诉诺基亚案与中兴诉三星案均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且均涉及5G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确定。两案在测算思路上具有一定延续性，均以5G技术相对于4G技术的价格增量贡献为基础，进一步推算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但相比OPPO诉诺基亚案，中兴三星案在5G系数预测、4G/5G手机价格比以及控制变量处理等方面存在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两案的测算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基于此，本文的主要内容描述如下：第一，说明行业累积许可费率测算框架及其关键参数；第二，比较OPPO诺基亚案与中兴三星案在5G系数处理上的差异；第三，围绕中兴三星案中5G系数、已上市时长变量、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模型控制变量和用户侧价值等问题展开分析；第四，通过简单测算说明不同累积费率区间在全球手机市场规模下会形成显著的许可费金额差异。

一、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测算框架及其关键变量

行业累积许可费率（Aggregate Royalty Burden，ARB）通常用于衡量某一标准全部SEP组合在特定产品中的总体许可负担。与单个权利人的许可费率不同，行业累积费率试图回答的是：在所有权利人均获得合理补偿的前提下，该通信标准（例如4G/5G）在一部手机中最多可以对应多大比例的价值。之后，再根据单个权利人的专利组合强度、被许可人产品销售地域、许可期限、多模占比等因素，推算出具体许可交易的许可费金额。

在OPPO诺基亚案与中兴三星案的相关测算中，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的基本逻辑可概括为：先以4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作为基准，再通过特征价格模型估算出5G相较于4G给手机带来的增量贡献（即判决书中所称“5G系数”），最后将4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与5G系数之和与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相乘，得到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相关公式可概括为：

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4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5G系数）×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1]

这一公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直观性：如果5G技术相较于4G确实带来了额外价值，那么该额外价值可以通过5G价格溢价反映出来；同时，由于最终费率是以5G手机价格为分母，因此需要用4G与5G手机的平均价格比进行换算。与此同时，该公式也意味着测算结果会受到三个关键环节制约：其一，4G行业累积费率取值是否合理；其二，特征价格模型估算出的5G系数能否真实反映5G标准贡献；其三，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是否具有稳定、可解释、可预测的依据。

在这三个变量中，5G系数和4G/5G价格比尤其值得关注。5G系数不是一个直接可观察的市场价格，而是通过回归模型从复杂产品价格中分离出的估计值，很容易受到控制变量选择、样本结构、品牌定位、上市时间、地区差异和未观测质量差异的影响。4G/5G价格比也并非天然稳定不变，因为4G手机会逐渐向低端市场收缩，5G手机也会从高端机向中低端机扩散，二者平均价格的变化同时受销量结构和产品结构影响。由此，若将上述变量作为计算行业累积费率的核心参数，就应当充分披露数据口径、预测方法和敏感性分析。

二、OPPO诺基亚案与中兴三星案测算思路的差异

从公开报道和现有判决材料看，OPPO诉诺基亚案是我国法院首次明确手机行业5G标准全球累积费率的案件。根据相关报道所言，重庆一中院在该案中确定手机行业5G标准累积费率为4.341%—5.273%，并以“一部200美元的纯5G手机”为例说明该区间下5G专利费上限约为10.55美元。[2]、[3]、[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4年）》中也指出，该案首次确定了手机行业5G标准全球累积费率，对全球5G专利许可费率的确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

近期公布的中兴三星案则进一步涉及中兴与三星之间全球范围交叉许可条件的确定。根据判决书内容，中兴公司经济学专家黄昆博士在计算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时采用了与OPPO诺基亚案相似的公式框架，但在5G系数处理、未来预测及4G/5G价格比等方面呈现不同。由于该案结果可能被后续许可谈判或诉讼质证引用，因此有必要将两案测算路径进行对比。表1对比了两案在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测算思路上的主要差异。

表1 两案中5G行业累积费率测算思路对比

三、疑问一：应进行5G技术生命周期预测，即预测5G价格溢价的未来衰减趋势

5G手机在商用早期往往集中于品牌旗舰机和高端机。当时，5G功能与更高端的处理器、更大的存储、更高的刷新率屏幕、更强的摄像模组以及品牌定位高度绑定。因此即便在早期，5G手机相较于4G手机的价格溢价，都不一定全部来自5G通信标准本身。随着5G技术逐渐普及、5G商用更加成熟，如今的5G功能已从早期手机差异化卖点变为基础配置，消费者愿意为“是否支持5G”这一单一功能支付的边际溢价到底是多少值得研究。

OPPO诉诺基亚案中经济学处理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根据判决书相关内容与先前研究，OPPO案经济学专家并未直接把样本期回归得到的5G系数作为未来许可期的固定值，而是在特征价格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指数函数预测5G系数随上市时间和市场成熟而下降的趋势。我们此前发表的研究也采用这一思路，使用指数函数建立5G系数与5G手机已上市时长之间的关系，并指出随着样本季度增加，5G系数呈现前期快速下降、后期变化趋缓的特征。[6]

相比之下，根据中兴三星案的判决内容，黄昆博士通过基准模型估算的5G系数为21.57%，稳健性模型估算的5G系数为13.83%，并据此推算出较高的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若该处理没有进一步预测未来许可期内5G溢价的衰减趋势，则可能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将5G商用初期的高端化产品结构、品牌定位和旗舰机溢价等与“蜂窝通信”无关的因素延伸到2024—2029年的未来期间；第二，将已经逐步成为手机基础配置的5G功能，仍视为能够持续带来显著价格溢价的最主要、最重要影响因素。

这一点在公式中体现的非常明显。5G系数越高，在公式中进入“4G行业累积费率+5G系数”的加总项就越大；如果该系数未能体现技术普及后的自然衰减，最终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就会被抬高。

四、疑问二：“已上市时长”不能替代5G技术生命周期预测

黄昆博士在特征价格模型中加入手机“已上市时长”作为控制变量， [7]本身并非没有合理性。智能手机通常存在明显的上市周期：新品发布初期价格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渠道促销和新品替代，价格逐渐下降。因此，在模型中控制“已上市时长”变量，主要是为了识别并控制单个机型上市后随时间自然降价的影响，从而避免把机型生命周期内的价格折旧误计为5G功能或其他配置变量的价格效应。

但问题在于，“已上市时长”控制的是单个机型层面的价格折旧，而不是5G技术作为一代通信技术在产业扩散过程中的溢价衰减。二者的经济含义明显不同。“已上市时长”变量回答的是：同一款手机上市时间越久，价格是否下降；而5G技术生命周期预测回答的则是：在整个市场层面，当5G从高端机配置转变为普遍基础配置后，其相对于4G的独立溢价是否下降。前者是产品生命周期问题，后者是技术扩散和市场成熟问题。

举例而言，2026年新上市的一款中端5G手机，其“已上市时长”可能为零或很短，但这并不意味着5G技术仍处在2019年商用初期的稀缺状态。相反，到了2026年前后，5G已经成为大量新机的默认基本配置。即使某一机型刚刚上市，消费者也未必会因其“支持5G”而额外支付较高溢价。因此，仅在回归中加入“已上市时长”，不能替代对5G技术溢价随市场普及而衰减的直接建模。

五、疑问三：39.16%的4G/5G手机价格比具有预测属性，不能被视为稳定事实

除5G系数外，黄昆博士测算中的另一关键参数是4G和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根据判决书内容，黄昆博士计算得到2019年至2029年期间行业未封顶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为39.16%。 [8]该参数随后被直接代入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公式，因此其取值会对最终费率产生近似等比例影响。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2019—2029年并非完全可观察的历史区间。即便使用Canalys等数据库，经济学专家在报告撰写时也不可能观察到2025年第二季度至2029年期间的真实手机价格、销量结构和机型分布。[9] 因此，39.16%必然包含对未来市场的预测或外推，其不是单纯的历史统计值，而是带有预测模型和市场结构假设的关键参数。我们通过Canalys数据库对2019Q2—2026Q1的手机价格进行了整理，结果可见下图1。

图1 2019Q2—2026Q1期间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比变化及39.16%基准值比较[10]

上图显示，4G/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并非稳定围绕39.16%波动。2019Q4至2020Q3时期属于5G商用的早期阶段，自2020Q4以后，该比例明显下降并长期低于39.16%；2024年以后则进一步降至约20%—25%的区间。由于39.16%作为乘数直接进入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计算公式，该参数的偏离会等比例影响最终测算结果。

同时从方法上看，4G/5G价格比尤其容易受到产品结构的影响。4G手机在5G普及后逐渐集中于低端市场，平均价格自然下降；5G手机则会经历从高端机向中低端机扩散的过程。两类手机的平均价格比并不只反映技术代际差异，还反映品牌、地区、内存/存储容量、芯片平台和消费者结构变化。

为说明该参数的重要性，在此做一个简单测算。假设4G行业累积费率仍取6%—8%，5G系数采用13.83%，则不同4G/5G价格比会得到明显不同的5G行业累积费率：

表2 4G/5G价格比对5G行业累积费率结果的影响分析

表2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4G/5G价格比从25%提高到39.16%时，测算出的5G行业累积费率会从约4.96%—5.46%上升到约7.77%—8.55%；当价格比进一步提高至45%时，测算结果则达到约8.92%—9.82%。这意味着，39.16%并非一个可以忽略的辅助参数，而是能够显著改变结论的核心参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当然认为4G/5G价格比在未来一定会延续下降趋势。随着5G手机进一步向中低端市场普及，5G手机平均价格可能下降，从而使4G/5G价格比存在回升可能；与此同时，4G手机也可能进一步集中于低端和入门级市场，使其平均价格继续下降。因此，未来4G/5G手机价格比的方向并不能仅凭历史趋势做出简单判断。若39.16%被用于2019—2029年整体测算，尤其被用于2024—2029年未来许可期间，则应当说明其预测方法、样本权重和产品结构假设，并提供不同价格比情形下的敏感性分析、稳健性检验。否则，该参数取值的不确定性会直接传导至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结果。

六、疑问四：特征价格模型可能吸收非5G因素的影响

特征价格模型的基本目的，是在控制其他产品特征的情况下，估计某一特征对产品价格的边际影响。该方法适用于手机这类多属性产品，但前提是模型能够充分控制主要价格决定因素，否则目标变量的系数就可能吸收遗漏变量的影响。在5G行业累积费率测算中，5G系数本质上是通过手机价格反推出的“5G功能溢价”。如果模型没有充分排除品牌定位、高端机比例、处理器、内存、存储、屏幕、摄像、地区和时间冲击等因素，5G系数就可能并不等同于5G标准本身贡献。

判决书显示，黄昆博士在模型中使用Canalys 2019Q2—2025Q1全球智能手机季度数据，并对手机产品特征进行控制；同时，基准模型删除了与5G高度相关的“空中接口技术”和“处理器型号”等变量，在稳健性模型中再加入处理器型号后，5G系数由21.57%降至13.83%。[11] 如果上述理解准确，这一变化本身就说明模型结果对控制变量设置较为敏感。处理器型号与5G功能高度相关，但处理器本身也直接影响手机性能和价格。删除该变量可能使5G虚拟变量吸收处理器性能升级带来的价格差异；加入该变量后系数明显下降，则说明原模型中5G系数可能包含非通信标准因素。

此外，RAM和Storage变量也需要进一步区分“容量控制”与“成本控制”。例如，模型控制8GB、12GB、256GB、512GB等容量，可以解释不同配置手机之间的价格差异；但它未必能控制同等容量内存和存储在不同时期的单位采购成本变化。如果同样是8GB RAM和256GB Storage，2025年下半年后的采购成本因AI服务器需求挤压而显著上涨，单纯控制容量并不能排除该项成本冲击对手机价格的影响。对于以2024—2029年为未来许可期的费率测算而言，这一点尤其需要详细说明。

七、用户终端侧可货币化价值有限，应避免把运营商网络侧价值全部转化为用户支付溢价

5G技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提高了网络容量、频谱效率和能效，也帮助运营商承载持续增长的移动数据流量。但从对用户终端的SEP许可费率测算角度看，关键问题不是5G技术对运营商网络有没有价值，而是该价值能够多大程度地转化为普通手机用户愿意支付的终端价格溢价或通信费用增加。

Light Reading在2026年5月报道了EE前CEO Olaf Swantee的发言。Swantee提到，早期5G部署室内覆盖较弱，1毫秒时延和1Gbit/s速率等承诺没有实现；他还称，从消费者角度看，5G“有些失败”，但同时认为5G对运营商后台网络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运营商应对过去十年移动数据流量爆发。该报道还引用其说法称，5G在能耗利用和容量方面均有效率提升，但“消费者看不到”。 [12]这说明，5G价值更大程度体现为网络侧承载能力和运营效率，而非普通消费者直接愿意额外付费的体验价值。

从运营商ARPU（Average Revenue Per User，每用户平均收益）数据看，也能提供侧面印证。Light Reading同文指出，英国Vodafone后付费用户月度ARPU从2012年末的34.60英镑降至2018年的23.40英镑，并在5G推出后继续下降至2025年末的16.40英镑。 [13]Omdia在2022年研究中也指出，在移动市场中，5G技术不足以抵消ARPU下滑，因为消费者不愿意为5G支付更多费用；其研究总监Ronan de Renesse还指出，消费者购买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新的、有吸引力的体验。[14]

中国市场也呈现此类变化趋势。中国移动2025年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其移动客户数达到10.05亿户，其中5G网络客户数为6.42亿户，5G渗透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公司已开通5G基站超过277万站，说明5G网络建设和用户迁移均已达到相当规模。但在此背景下，中国移动2025年移动ARPU为46.8元/户/月，较2024年的48.5元/户/月下降约3.5%，较2023年的49.3元/户/月下降约5.1%。[15]、[16] 这意味着用户数据流量和网络承载压力增加，但单位用户收入并未同步提高。

这些相关报道及数据可以说明，5G的用户侧可货币化价值存在边界。若消费者并未因5G显著增加通信支出，也未普遍为5G功能支付持续高额溢价，则在利用手机价格差异估算5G标准贡献时，应避免把网络侧效率提升、终端产品高端化和非通信部件价格变化全部转化为5G SEP价值。

八、不同5G行业累积费率区间会导致显著许可费差异

费率区间的差异在单台手机上看似只是几个百分点，但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规模下会形成显著的年度许可费差额。IDC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的《全球季度手机跟踪报告》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9%，达到12.6亿部。[17] 同时，证券时报关于OPPO诉诺基亚案的报道中曾以“一部200美元的纯5G手机”为例说明5G累积许可费负担。 [18]

因此，本文暂以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约12.6亿部、单台5G手机NSP 200美元作为统一测算口径。 [19]在该假设下，2025年全球5G手机销售金额测算基数约为2520亿美元（12.6亿部×200美元）。中兴三星案判决采用的2024—2029年5G标准行业累积许可费率为7.8%—8.5%；OPPO诉诺基亚案确定的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区间为4.341%—5.273%。据此可作如下对比测算：

表3 不同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区间下的行业许可费总额测算

上述测算并非为了精确估计全球5G SEP实际收取金额，而是为了说明费率差异的量级影响。在全球手机市场规模下，即使累积费率仅相差数个百分点，也会形成数十亿美元的年度许可费差额。尤其是当差额主要来自模型参数选择、未来价格预测或5G系数处理方式时，对相关模型进行严格质证就具有重要经济意义。

同时，该测算还说明，行业累积许可费率不仅是权利人与实施人之间的个案利益分配问题，也会影响全球智能手机产业链的利润留存。在中国产业链仍承担全球智能手机主要制造功能的背景下，尽管小部分许可收入会回流至国内SEP权利人，但全球蜂窝通信SEP权利人仍呈高度国际化分布意味着，不合理高的许可费总额将直接推升制造环节的额外成本，相当大部分制造环节收益将以外汇形式流出中国。因此，合理确定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对于平衡创新激励、制造收益和终端产品负担均具有切实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九、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兴三星案中的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结果应保持审慎态度。该案测算的基本框架与OPPO诉诺基亚案均以特征价格模型和自上而下法为核心。但在关键参数处理上，中兴三星案至少存在若干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一是是否充分预测了5G价格溢价随技术普及而衰减的趋势；二是“已上市时长”变量是否能够替代技术生命周期预测；三是39.16%的4G/5G价格比是否具有充分披露的预测依据；四是特征价格模型是否充分排除了处理器、内存、存储和产品结构等非5G因素；五是模型结果是否与5G用户侧可货币化价值相一致。

更根本地说，5G行业累积许可费率测算应当回到SEP技术贡献本身。5G确实提高了网络容量和效率，但普通消费者愿意为5G功能支付的持续溢价并不必然与手机整机价格或高端机价格差异同步增长。如果把手机价格差异直接解释为5G标准贡献，就可能把品牌、高端配置、存储器成本上涨和产品结构变化一并计入SEP价值。

因此，后续在许可谈判、诉讼质证或行业政策研究中，只有在5G系数、4G/5G价格比和未来许可期预测均能够经得起检验的情况下，相关行业累积许可费率结论才具有更强的经济学说服力和FRAND合理性。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中兴诉三星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905号，2026年5月。判决书第49页。

【2】OPPO诉诺基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1民初1232号，2023年11月28日。

【3】证券时报网：《我国法院首次确定5G费率标准手机业专利成本压力将缓解》，2023年12月14日，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65036.html。

【4】21世纪经济报道：《5G专利战迎关键一步：中国法院首次判决全球累积费率》，2023年12月15日，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215/herald/fa8b5875b9219fe38311cb6d1e6364e4.html。

【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4年）》，2024年9月，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409/P020240926566555589029.pdf。

【6】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从4G到5G：手机市场价格演变及标准必要专利费率研究》，2025年7月24日，网址：http://rdcy.ruc.edu.cn/zw/jszy/gjgj/grzlgj/94502737cc6a494f9a4e1e4130d362b9.htm。

【7】中兴诉三星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905号，2026年5月。判决书第48页。

【8】中兴诉三星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905号，2026年5月。判决书第49页。

【9】根据判决书第48页，黄昆博士采用Canalys 2019年第二季度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季度销售数据进行了特征价格回归模型分析。

【10】资料来源：根据Canalys数据库整理。

【11】中兴诉三星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905号，2026年5月。判决书第49页。

【12】Light Reading, “Former EE boss mourns UK passing of Huawei and 5G failures,” May 18, 2026, https://www.lightreading.com/5g/former-ee-boss-mourns-uk-passing-of-huawei-and-5g-failures.

【13】Light Reading, “Former EE boss mourns UK passing of Huawei and 5G failures,” May 18, 2026, https://www.lightreading.com/5g/former-ee-boss-mourns-uk-passing-of-huawei-and-5g-failures.

【14】Omdia, “Telecom services revenue will fall 4.2% per user as new tech fails to deliver enough value by 2027,” October 13, 2022, https://omdia.tech.informa.com/pr/2022/oct/omdia-telecom-services-revenue-will-fall-42-per-user-as-new-tech-fails-to-deliver-enough-value-by-2027.

【15】中国移动，《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网址：https://stockmc.xueqiu.com/202603/600941_20260327_EIXS.pdf。

【16】中国移动，《中国移动2023年营收突破万亿，利润创历史新高》，2024年3月21日，网址：https://www.10086.cn/aboutus/news/groupnews/index_detail_49271.html。

【17】证券时报网，《2025年手机出货量：华为重返中国第一，苹果在全球三连冠》，2026年1月15日，网址：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94339.html。

【18】证券时报网，《我国法院首次确定5G费率标准手机业专利成本压力将缓解》，2023年12月14日，网址：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65036.html。

【19】200美元在这里是统一测算假设，并不表示2025年全球5G手机真实平均NSP。

作者：龚炯马晓倩

编辑：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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