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号放出的一页对比图来看，这套《莎士比亚悲剧选集》的译者对朱生豪译本的“参考”已经迹近剽窃。除了“以‘我去’替换‘哎呦’”“把‘让我瞧瞧’到‘让我赶紧瞧瞧’”“加上‘怎么’”这样的微调之外，译者确实是在“照抄照搬”朱生豪的译文，尤其是那句颇具神韵也足见功底的“未秋先降的寒霜”。其它“微调”，则是将朱译人名如“凯普莱特”改成“ 凯姆莱特”，“奥赛罗”改成“奥德罗”，“肯特”改成“根特”。

此事揭示了一些严重问题，值得予以深入辨析。

其一，根据《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文学作品的发表权与财产权的保护期包括作者终身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从第51年的1月1日起，这类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俗称“公版”作品。

对比始于2017年的“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译本抄袭案”，尽管范希衡女儿范琅花了五年时间诉讼最终等来了陈的“公开赔礼道歉”，但2022年二审法院仍以原译者范希衡去世已逾50年为由，判决“出版社与被告陈筱卿不再承担停止复制、发行被控侵权图书的民事责任”。莎士比亚的原作与朱生豪的译文都已是“公版”，乍一看，译者崔杰如此抄袭朱生豪的译文似乎并不算是侵权。

因此，“拿朱生豪下手”，恐怕也是经过了一些有意为之的考量。主流的莎士比亚中文译本主要有三种：朱生豪译本，梁实秋译本与方平译本，而后两种译本的译者去世都不足五十年，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尚在保护期之内。而至于近年来其他学者的新译本，就更不能轻易“碰瓷”了。

但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也包括财产权之外的人身权，包括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等，这些人身权利是没有时间期限的。而根据第13条，朱生豪作为译者享有《莎士比亚全集》译文的著作权，其中当然包括署名权、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出版者、演绎者、传播者、使用者在出版、演绎、传播、使用过程中，应尊重朱生豪的这些人身权利。

朱生豪已经去世八十年之久，但这不代表朱译本就不存在著作权及其人身权。如果一部署名其他译者的莎士比亚译本却“几乎照搬照抄”朱译本的话，这无疑是侵犯了朱生豪译作的署名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朱生豪之子朱尚刚先生曾经“整理父亲译作二十年”，他是有权对崔杰提出侵权指控的。

其二，此事也显示，译者存在有违学术诚信的嫌疑，涉嫌学术不端，理应严肃对待。

公开资料显示，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丛书里，《莎士比亚悲剧选集》的译者崔杰是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副教授，而另一本以“也是类似的翻译方式”完成的《莎士比亚喜剧选集》译者则是沈阳农业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王金悦。也就是说，两名译者都是学院中人，他们“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身份是学者，理应承担涉嫌抄袭剽窃的责任，这是学术不端的严肃问题。

译者未必是学者，但本身是学者的译者可以从署名权中获得不少好处，包括但不限于学术成果申报、社科基金立项，以及学者本身的履历加成。“曾经翻译莎士比亚”的履历放在任何学者那里都是一块学术道路上的金字招牌，足以为译者获得超出那点翻译费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学术履历”乃是剽窃前人得来的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学术不端行为，是理应受到谴责的。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27条规定，“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应当依据第29条的规定，结合行为性质与情节轻重，接受包括“通报批评”“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并在一定期限内取消申请资格”“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在内的处理。面对如此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校方理应开展内部调查并严肃处理，调查结果也应及时向社会公开。

其三，此事也折射出所谓“公版书快被玩坏了”“出版界苦‘中翻中’久矣”的出版业乱象。

对于出版社而言，如此“翻译”可以快速推出“名著新译本”，拿不要版权费的公版书迅速卖书盈利；而对“译坛新秀”而言，如此快速地推出“新译本”并在上面署名，也可以获得署名权带来的利益。出版社与译者的利益共谋，造就了这些“公版书乱象”。

新译者操刀的公版书究竟是否叫好或是卖座，当然应该交给市场来判断、由读者来选择。但这一切不应以剽窃抄袭为前提。出版界与翻译界理应建立相应的行业自律，不能如此剽窃前贤的劳动成果。

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经典作品，后人自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解读、阐释与重新翻译的空间。如果新译者的工作确有“臻于至善”的毅力与境界，那么他收获的将是百世之名，拿到的利益也绝非粗制滥造乃至剽窃所得之利可比。此事也告诫出版界与翻译界，尊重前人著作权与恪守学术诚信原则，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境界是统一的，也符合出版社、作者、译者、读者的长期利益。

来源：南方周末

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