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一、案件基本事实与法院认定

二、法院为何认定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而非“改编权”？

三、与修改权的区隔：量变与质变的界限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认定的证明难点与路径

五、“合理使用”抗辩在本案中的适用可能分析

六、对行业及法务的实务启示

结语

近日，新茶饮品牌乐乐茶因联名活动侵犯鲁迅相关画作著作权被判赔20万元并公开道歉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法院在认定著作权侵权时，没有支持原告主张的“改编权”，而是认定被告侵犯了“保护作品完整权”。作为一名专注知识产权业务领域的律师，笔者注意到这一判决对厘清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与改编权的界限具有重要实务价值，特撰文予以解析。

一案件基本事实与法院认定

2024年4月世界读书日，乐乐茶联合译林出版社推出“烟腔乌龙”联名奶茶，在杯身、周边产品上使用了鲁迅肖像，宣传语为“老烟腔，新青年”。引发争议后，鲁迅文化基金会曾就肖像权问题发函。但本案的原告并非鲁迅家属，而是画家杨之光教授的遗孀及其女儿。她们主张，乐乐茶擅自使用了杨之光和鸥洋共同创作的两幅鲁迅画作——《永远进击》和《鲁迅半身像》。

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乐乐茶使用的鲁迅半身画像，除将手中“香烟”换为“奶茶杯”、做镜像反转外，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画作高度一致，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复制权。更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同时认定：原画旨在表现鲁迅在动荡年代锐意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而被告将香烟换成奶茶杯，将一个充满历史感的严肃形象娱乐化为商业符号，实质性地改变了原作想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

最终法院判令乐乐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20万元，并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刊登声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乐乐茶在声明中承认“版权意识严重不足”，表示将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创作审核流程。

二法院为何认定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而非“改编权”？

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侵害“改编权”，但法院没有支持，而是依职权认定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一认定值得深入剖析。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规定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是作者一项著作财产权，改编行为的本质是“演绎”，其结果是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产生一部新作品，即产生一个新的独创性表达。小说改编成剧本、漫画改编成动画，都是典型的改编。本案中，被告将画作中的香烟换成奶茶杯，这种改动是否产生了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显然没有。这一改动仅是局部替换，并未形成新的独立作品，不符合改编权的构成要件。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与改编权的财产权属性不一样，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作者一项人身权，维护的是作品与作者思想感情的同一性，防止他人对作品进行歪曲、篡改。本案的关键在于：改动虽小——仅替换了手中的道具——但这一改动彻底改变了作品的内涵。原画中鲁迅手持香烟的形象，与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相呼应，传递的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风骨。而换上奶茶杯后，严肃的历史人物被拉入现代商业语境，成为招揽年轻消费者的流量符号。这种改动虽然未产生新作品，却足以让公众对原作品产生误读，这正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规制范畴。

法院在此处的判断逻辑是从“客观效果”反推“主观意图”。虽然被告可能并无恶意，但改动后作品呈现出的“娱乐化”客观效果，与原作者创作时的“严肃”主观意图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客观效果导致公众对原作品产生误读，因此构成侵权。

这一认定也印证了实务界逐渐形成共识的观点：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不以改动幅度大小为判断标准，而在于改动是否违背作者创作初衷、是否改变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将香烟换成奶茶杯，看似只改了一个细节，却足以让一幅革命现实主义画作沦为商业消费品，这恰恰是对作者精神权利最本质的侵害。这一观点在“九层妖塔”二审案判决中得到体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587号民事判决）。

三与修改权的区隔：量变与质变的界限

本案未涉及“修改权”的主张，但有助于厘清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界限。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修改权同样是作者一项著作人身权，控制的是对作品局部的、未达到歪曲程度的变更。例如，编辑对文字的润色、出版社因版面限制对图表的删减，这些在合理范围内的改动通常被认为属于修改权的范畴，甚至是行业惯例下的“必要改动”。而一旦改动触及作品思想表达的本质，导致公众对作者及作品产生误读，便越过了修改权的边界，进入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领地。

从权利性质看，修改权更接近“主动防御”——保障作者修改作品或授权他人修改的自由；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被动防御”——防止他人对作品的歪曲。二者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轻微改动通常落入修改权范畴，而一旦改动触及作品思想内核，便质变为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认定的证明难点与路径

本案判决对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标准的认定，延续了近年来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揭示了此类案件中原告的举证难点。

关于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否必须以“损害作者声誉”为前提，司法实践曾存在很大争议。例如在“九层妖塔”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一审法院就曾认为“作者声誉受损”是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构成要件，被告的改编行为并未导致作者声誉受损，故被告的行为没有侵害原告保护作品完整权。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作者声誉受损”不是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构成要件，他人对作品进行歪曲、篡改，即使没有导致作者声誉受损，也是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实务界的争议也导致许多原告在举证时出现偏离。客观标准说认为，根据《伯尔尼公约》精神，只有改动导致作者声誉受损时才构成侵权。主观标准说则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法条未写明“有损作者声誉”，不应在法外增设门槛，只要改动违背作者意志、客观上构成对作品的歪曲篡改即可认定侵权。本案判决延续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九层妖塔”案这一思路：即法院并未论证被告行为是否导致杨之光声誉客观受损，而是直接认定“实质性地改变了原作想表达的思想和感情”，进而判定侵权成立。

在主观标准说下，原告的举证重点应从“证明名誉受损”转向“证明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发生实质性偏离”。然而实务中，原告常陷入以下举证误区：过度聚焦经济损失，大量举证销售数据、市场份额损失，而忽视了精神损害的核心；或者仅依赖权利人本人的主观感受陈述，缺乏客观化的佐证材料；更有甚者，忽略了与原作精神内核的系统对比，未能呈现原作品的创作背景和精神内涵，导致法庭难以判断“偏离”的程度。

本案中，原告成功的要点在于抓住了“严肃形象”与“娱乐化商业符号”这一鲜明对比，论证说服力强。基于此，原告在类似案件中可构建以下证明路径：首先，呈现原作品的精神内核，通过原作者创作背景、创作意图的证明材料，如创作手记、访谈记录、时代背景资料、美术评论界的专业评价等，论证原作品承载的思想感情。其次，论证被控侵权使用的效果偏离，可借助专家辅助人或美术评论者出具专业意见，论述改动后的作品呈现出的精神面貌与原作存在本质差异。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消费者调查，证明公众对改动后作品的认知与原作精神内核存在偏差，从而佐证“误读”的客观存在。

五“合理使用”抗辩在本案中的适用可能分析

商业使用场景下，被告常会试探性提出“合理使用”抗辩。本案虽未涉及，但从实务角度预判这一抗辩的适用可能，对法务群体具有参考价值。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十二种合理使用情形，其中可能被援引的包括“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等。假设被告主张其使用是为了“介绍鲁迅文学成就”或“推广世界读书日阅读文化”，这一抗辩能否成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理由在于，合理使用的核心要件之一是“非商业性目的”。本案中，联名奶茶是典型的商业营销活动，以提升品牌知名度、促进产品销售为目的，与合理使用所保护的公共利益无涉。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联名活动包含介绍鲁迅的成分，其使用方式也已超出“适当引用”的范畴——被告完整复制了画作核心形象，并进行了实质性改动，而非仅为说明问题而局部引用。更重要的是，被告的商业性使用直接影响原告对画作许可市场的开发，且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已构成对作者精神利益的不合理损害，无法满足“不影响正常使用”和“不合理损害合法权益”的要件。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一条重要的合规启示：即使是为了“致敬”或“推广阅读”，也不得歪曲作者思想，这是合理使用的底线。企业在策划致敬类、联名类营销活动时，切勿抱有“我们是表达敬意，应该没事”的侥幸心理。商业目的本身就已将合理使用的大门关闭大半。

六对行业及法务的实务启示

乐乐茶案暴露出的问题并非个案。在联名营销盛行的当下，品牌方往往只关注肖像权或商标权的合法性，对作品著作权的审核流于形式。本案为行业提供了几点重要启示。

首先，获得肖像权授权绝不等于获得著作权授权。本案中，乐乐茶已就鲁迅肖像权问题与鲁迅家属达成和解赔偿，但这并不豁免其对画作著作权的侵权责任。鲁迅肖像是否进入公有领域？答案是否定的，特定画作中的鲁迅形象仍受著作权保护。品牌在使用历史人物形象时，必须追溯该形象的来源——是照片、公共绘画，还是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建议建立“权利溯源清单”，逐一核查拟使用形象的著作权状态，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人物是公共的，形象就可以随便用”。

其次，对原作的任何改动都应审慎评估风险。本案的侵权行为仅发生在“换道具”这一看似微小的改动上。法务在审核创意方案时，不能只关注是否获得改编权授权，更要评估改动是否可能歪曲原作品的思想内涵。即便合同中约定了改编权或修改权，也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即使视为同意必要改动，“这种改动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必要改动”判断标准是行业惯例与技术需求（如时长、篇幅限制），而非商业营销需求。将严肃画作用作商业营销的流量入口，显然超出了“必要”的范畴。

再次，侵权后的响应机制应包含对著作权的全面排查。乐乐茶在收到律师函后快速下架产品，这一反应值得肯定，但暴露出的问题是：第一次道歉仅针对肖像权，未意识到著作权侵权问题。企业在收到侵权投诉时，应启动全面排查，不仅针对已指出的权利类型，还要审查是否涉及其他知识产权。及时下架、停止侵害行为，固然可以影响法院对“禁令”必要性的判断，但需要明确的是，停止侵权责任被免除，并不影响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的承担。

结语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作者精神权利的“灵魂堡垒”。在联名营销、IP跨界成为常态的今天，这一权利不应被商业逻辑消解。乐乐茶案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所有从业者，改编权授权不代表可以歪曲原作，修改权约定不意味着可以改变思想。一个小小的道具替换，可能让一幅充满历史感的画作沦为流量工具，也让一个品牌付出20万元代价和商誉损失。

对于法务而言，本案提供的实务指引是清晰的，在审核任何涉及他人作品的商业使用时，不仅要问“我们是否获得了授权”，更要问“我们的改动是否尊重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决定了侵权行为的性质是违约还是侵权，是财产权纠纷还是人身权利（精神权利）侵害。

作者：高锖

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