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专利法院选择上，德国法院长期被视为专利权人的“执法天堂”。其原因并不复杂：专利权人友好并且禁令门槛相对较低。在过往大量专利诉讼案件中，一旦法院颁布禁令，往往会迅速改变谈判格局，促使产品和服务公司在压力之下达成和解。

然而，近两年的实践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产品与服务公司不再沿着“被禁令推动达成和解”的传统路径前行，而是选择通过退出市场或关闭功能的方式，对禁令作出回应。某种意义上，“抗禁令”正逐渐成为行业中的一种新常态。

一、从“执法天堂”到博弈前沿

在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由于产品和服务往往涉及多项标准，而每一标准背后又对应大量权利人，专利许可费纠纷与侵权诉讼本就是技术产业运行中的常态。从移动通信到视频编解码，再到IoT、汽车及流媒体服务，相关争议几乎贯穿整个产业链。

传统行业规则强调，权利人与产品及服务公司应首先通过善意谈判达成许可协议；只有在谈判失败时，才诉诸法院，由司法机关确定合理费率。然而，当部分司法辖区——尤其是德国法院——在实践中更为积极地适用禁令救济时，这两年市场对这一变化也开始做出改变。

二、退出市场和关闭功能：对禁令的直接和间接回应

一系列案件清晰地展现出市场应对禁令而做出的改变。在2023年6月，统一专利法院启用之后，德国地区法院，尤其是慕尼黑地区法院采取更加专利权人友好的立场，以2023年底为界，可以看出近两年市场在很难在法庭上获得合理对待之后，利用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对抗禁令渐成为业界常态。Acer的IP负责人Kate Shang在Linkedin上表示“从实务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禁令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决定性的市场影响”（From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injunction in Germany do not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nto decisive market impact）。

在2023年底之前，只有OPPO和Vivo两个退出市场的情况发生。

2022年，在Nokia与OPPO的纠纷中，慕尼黑地区法院颁布禁令后，OPPO及其子品牌OnePlus停止在德国销售终端产品。

2023年，vivo在曼海姆地区法院败诉后选择退出德国市场。

但在近两年，直接退出市场或者提前关闭功能预防潜在禁令威胁出现频率越来越多。

2024年，在Nokia与Amazon的纠纷中，禁令下达后Amazon下架Fire TV相关产品。

2026年，在Disney与InterDigital的专利纠纷中，德国法院发布禁令后，Disney在德国市场移除了Dolby Vision、HDR10+及3D等高级视频格式支持，用户仅能使用基础HDR10。

2026年，在Nokia与全球第五、第六大PC厂商Acer与ASUS的纠纷中，禁令压力之下，两家公司在德国市场的电脑产品销售受到显著影响，甚至暂停相关业务。

与退出市场相比，关闭功能是一种更为隐性的应对潜在禁令威胁的路径，但其影响同样深远。

2025年，全球第二、第三大PC厂商Dell与HP在部分中低端电脑产品中关闭HEVC（H.265）硬件解码功能，以降低潜在的专利费用负担与诉讼风险。

在更上游的云服务领域，Amazon于2026年调整AWS条款，明确不再为客户承担视频专利侵权责任，其理由在于视频编解码专利许可主张已延伸至云服务场景，若继续承担相关风险，将不得不上调服务价格，同时其认为部分许可费用显著高于技术本身的经济价值。

类似趋势亦开始在其他司法辖区显现。在Brazil，随着临时禁令逐渐成为重要工具，202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法院在InterDigital与传音的专利纠纷中颁发临时禁令，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传音因禁令压力已与InterDigital达成许可协议。

这些变化表明，面对禁令，企业并非总是选择妥协达成许可，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用市场回应法律”，来表明市场的态度。

此外，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在AI需求推动下，内存短缺与价格暴涨呈现长周期趋势，显著抬升手机、PC等消费电子产品成本，压缩利润并抑制需求，尤其冲击中低端市场。在成本上升与销量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利润在消费者、厂商与供应链之间动态博弈，但企业整体承压明显。在此背景下，专利禁令不再必然促成许可，企业更可能通过退出市场或关闭功能等方式“以市场回应法律”，对抗禁令影响。

三、“抗禁令”背后的统一逻辑

从手机厂商ZTE、OPPO与vivo，到流媒体服务商Disney，再到PC厂商Dell、HP、Acer与ASUS，直至云服务提供商Amazon，一系列案例呈现出一致的逻辑结构：在禁令压力与费率不确定性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往往面临接受专利权人主张费率（或不确定成本）与退出市场之间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成本的归宿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由企业吸收，要么转嫁给消费者。然而，越来越多企业选择第三种路径——不直接转嫁成本，而是通过退出市场或削减功能来控制风险。

四、结语：当“抗禁令”成为常态

“抗禁令”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企业拒绝专利保护本身，而是反映出在特定制度结构下，企业对不确定费率与高强度救济手段的理性市场回应。

在SEP语境下，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或许并非是否应强化专利保护，而是：当费率尚未得到实质性裁量、比例原则与利益平衡尚未充分纳入时，禁令是否应如此广泛而迅速地介入市场。

如果高强度禁令持续作为前置性、强制性的谈判工具存在，那么“退出市场”与“关闭功能”将成为常态化的商业选择。其结果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市场供给收缩、产品功能下降、用户体验弱化。而强禁令制度所带来的外部性，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编辑：Sharon